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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堂与耕读文化

江苏潘氏宗亲网 来源:原创   作者:南京 潘世远   阅读:3172015-12-25 0:00:00
  

在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潘徐村庄,每当清明祭祖,参与祭祖的宗亲都能看到挂在山墙上的潘氏耕读堂家谱(布谱),谱上写着一幅醒目的堂联:

    绳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教子孙两行正事惟读惟耕。

    耕读堂是大宋皇帝赐封给潘美的堂名。还有一种说法,耕读堂是西晋潘安的后裔。这些都是老人口传下来的资料,至今尚未查找到相关文字记载。

    本文作者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金牛湖街道)潘徐村庄耕读堂后裔的口传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编写了一部《潘氏家谱(耕读堂)》,这里祖传的家谱已毁,新编家谱在尽力抢救即将消失或遗失的相关资料。

    在当下查找到的耕读堂后裔中,扬州仪征陈集、安徽天长秦楠以及六合竹镇的耕读堂支系都没有家谱记载,目前尚在全国范围内查找耕读堂相关资料和具体出处。

    皇帝赐封潘美耕读堂一说,是根据耕读堂后裔潘世宏(现龄82岁)口述,说他小时候读私塾时,冬天课间休息,大家在室外晒太阳时,听潘少兰(潘长裕)先生与庄邻他姓等人聊天时讲的,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潘美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家事国事无所不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铁杆哥们,交情很深,体现皇帝对潘美高度信任。

    潘长裕,号少兰,出生清末,清朝秀才,老中医,中年期间在家乡开过学堂(私塾),教书育人。潘徐村庄的潘氏家谱(耕读堂)上世纪初有他亲自编修过,续编排行(派字)“世受国恩允恭忠武,家传祖德克敬孝文”,就是他编写的。文字非常对仗,声律非常对应。可以看出他的文字功力非常深厚,是一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

    谈到耕读堂,首先要谈到耕读文化。什么是耕读文化?以及耕读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

    谈到耕读文化,要从楠溪江开始。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得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

    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们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仕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

    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

    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乡里。

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继祖先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

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

    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

    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

    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

    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

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

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

 

 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而,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

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著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

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得返自然”的思想境界。

    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的意识,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

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目前找到的资料仅限于此,对耕读堂与耕读文化要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还需进一步的挖掘和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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